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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翰林学士苏易简，于雍熙三年(986)写成一部<<文房四宝>>，共五卷，第一、二卷为笔谱；第三卷为砚谱；第四卷为纸谱；第五卷为墨谱。这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文房四宝的专著，从此，笔、墨、砚、纸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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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 当今世界，纸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的日用品，人均纸张消费量，更成为衡量某国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。然而，纸的问世，却与中华民族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。 近二千年来，每个炎黄子孙在孩提时代，便知道蔡伦造纸的故事。这故事并非天方夜谭，而是有历史依据的，它记载在范晔所著<<后汉书.蔡伦传>>中记载蔡伦是东汉和帝时代的宦官，他利用担任尚方今的机会，于元兴元年(105），最早发明了纸，献给朝廷。<<蔡伦传>>记载：“自古书契，多编以竹简；其用缣帛者，谓之为纸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，用树肤、麻头及敞布、鱼网以为纸”。记载说明，蔡伦当年是用树皮、麻头、破布和旧鱼网作原料制造纸张的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发明家，将这种纸称之为“蔡侯纸”。从此，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，就同东汉蔡伦的名字紧紧连接在一起了。 蔡伦造纸固然史有定论，然而，近几十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，却对造纸术的发明权提出了强烈挑战。据报道：1933年，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下，掘到一片植物纤维的古纸，考古学界认定它至少是公元前49年以前的纸，比“蔡侯纸”早150年；1975年5月，在陕西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古墓中，发现了一叠古纸残片，经鉴定为西汉武帝时的产品，旋被命名为“灞桥纸”；1973年，考古学家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发现了两片西汉麻纸，也早于“蔡侯纸”将近200年；1978年，在陕西省扶风县中颜村又发现了“中颜纸”，亦早于“蔡侯纸”。这些考古新发现，以实物资料证明，我们的祖先早在西汉时期就发明了造纸术，从而把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发明又向前推进了整整两个世纪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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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中华民族早于“蔡侯纸”就发明了造纸术，不仅有出土文物为凭，还有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。公元二世纪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明确记载：东汉初，光武帝刘秀从长安迁都洛阳时“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”。这里的所谓“纸经”，应是用纸写成的经书，那时（即公元25年），蔡伦尚未出世；应劭同时代的刘珍等撰写的《东观汉记·贾逵传》也写道：公元76年，汉章帝命博士贾逵给学生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曾赐予用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；晋人袁宏的《后汉纪·和帝纪》也载有；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后。曾命各地每年贡献纸、墨，以供书写之用，这些记载同样可以证实，早在“蔡侯纸”问世之前，已有了纸和用纸写成的书本了。 “灞桥纸”的发现，固然有重大的科学价值，但人们并未因此而否定“蔡侯纸”的重大贡献。至少，“蔡侯纸”的问世，反映了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改进与发展。古代最初的造纸方法是摹仿缫丝业的漂絮法而形成的。我们祖先制作丝绵，先把蚕茧煮熟，然后浸泡在水中，再放在席子上反复捶打，将蚕茧捣碎，使蚕丝逐渐散开而成为丝绵，这称之为漂絮法。人们在生产丝绵的过程中，见到漂絮捶打后，总有一些残存丝絮留在席子上，晾干后便形成薄薄的丝绵片。由此受到启迪，使学会将丝絮用漂絮法制成丝绵纸，供人们书写之用，这就是《蔡伦传》中所说：“其用缣帛者，谓之为纸。”但是，“缣帛”——丝绵纸的原料毕竟有限，而且成本过于昂贵，不可能大批量生产。更不易着墨书写，因此，很难取代竹简而成为主要书写原料，只有像邓贵妃之类的权责们方能享用。于是，我们祖先按照漂絮法的原理，在实践中大胆摸索，反复试验，终于创造出用价格低廉的麻纤维取代丝绵作主要原料的造纸新工艺。从此，我国造纸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。三到六世纪，纸已大体取代了帛、简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；在这一时期，我国的造纸术开始外传到邻近的越南、朝鲜；公元七世纪，造纸术又通过朝鲜传入日本；公元八世纪中叶，我国造纸术传入中亚细亚的阿拉伯地区，不久，又经过阿拉伯流传到欧洲，十二世纪，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最先设立”了造纸厂；到十六世纪，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欧亚大陆，并传入美洲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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